《功夫》之后，周星馳正式北上。
隨后的《長江七號》還能窺見周氏以往些許無厘頭風格。
但從《長江七號》直到《美人魚》。
周星馳近四十年從影生涯所形成的美學風格幾乎消失殆盡。
《美人魚》是一個終點。
《美人魚》宣告周氏喜劇風格的完結。
我們回首周星馳所崛起的90年代。
90年代，香港民眾對“97回歸”充滿焦慮和不安。
雖然順利度過97，卻迎來亞洲金融危機。
亞洲金融危機把香港電影以及香港經濟推向了懸崖邊緣。
90年代，與周氏同時期的現實主義作品并不少。
但是，與其在現實主義電影中痛定思痛。
不如在周氏喜劇中盡情狂歡。
周星馳的無厘頭喜劇給缺乏安全感的香港民眾提供一個可以發泄壓力的樂園，一個可以盡情狂歡的烏托邦。
雖然電影是大眾娛樂，但電影所依附的并非其質量。
一部質量上乘的電影只能提供一次不錯的觀感體驗，而不能救世。
《功夫》和《無間道》就是一個例子。
電影所依附的既不是電影本身，也不是消費者，而是一個國家的社會和經濟。
時代的需求對于成就周氏一代喜劇之王的地位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我們滋滋樂道的阿爾米汗的電影，不也同周氏電影一樣。
一個國家的社會和經濟發展到那里，它提供了一個缺口。
顯然周星馳具有非同凡響的天賦才能，周氏電影既能兼顧娛樂又能不失文化藝術。
周氏電影填補了這個缺口。
時代賦予了周氏無盡的光輝。
周星馳給日漸低迷的香港電影帶來最后一波繁榮。
香港電影亦成就了周星星一代喜劇之王的地位。
但周星馳再有才能，也阻止不了香港電影的衰落。
時代的更迭交換太快。
如今的香港電影只有依賴內地市場才能存活下去。
在大時代的潮流下，周氏無厘頭將何去何從。
周氏喜劇不同成龍的功夫喜劇。
周氏無厘頭帶有很強的地域文化特色。
無厘頭文化屬于香港獨特的電影文化，是香港喜劇電影的寶貴遺產。
粵語粗口，肆意狂歡，惡意嘲弄，夸張胡鬧是港式無厘頭的標志性元素，也是周氏無厘頭的標志性元素。
期間所產生的對經典文化的解構、疏離，對流行文化的嘲諷，最后達到諷刺搞笑的作用。
一個典型的例子，在《九品芝麻官》周星星就故意拿林志穎來開刷。
包龍星在臺上一頓呵斥，
“林志穎，你捉住人家老婆的手，分明是想強奸別人的老婆?！?/span>
周氏無厘頭不算高級，但并非就是荒謬胡鬧，而是在搞怪夸張中帶出對現實悲情、人情的一些思考和反諷。
以周氏為代表的港產喜劇的“無厘頭文化”是被內地所排斥的。
對于內地而言，經典文化是不容許“玷污”的。
在新時代，周星馳必須放棄其標志性的無厘頭喜劇路數。
周星星北上之后，從《長江七號》開始，周氏喜劇開始以內地為敘事視點。
內地元素不斷在沖淡周星馳昔日的無厘頭風格。
《美人魚》是一個終點。
《美人魚》里傳統港片元素全部消失殆盡。
取而代之的是很明顯的內地元素：內地公安、內地電商，內地商人，內地的視點。
以及背后一個很明顯的國家的影子：環保。
同《長江七號》一樣，《美人魚》開始走起嚴肅的正劇路線，只是情節對白仍帶有些許“無厘頭”氣息。
而以往的粵語粗口，肆意狂歡，惡意嘲弄，在《美人魚》全部不見蹤跡。
電影的無厘頭搞笑開始變得高雅，開始變得高尚。
唯一能看到昔日的港式喜劇影子的，卻只有開頭博物館館長。
雖然《美人魚》舍棄了以往的無厘頭式對白和情節。
但《美人魚》不同于《少林足球》和《功夫》。
《美人魚》是有本質性的轉變。
周氏喜劇充滿對底層一貫的人文關懷，散發人性的光輝。
以一個底層的視角來對現實生活的反思和調侃。
而在《美人魚》，周星星不再以小市民為視點，不再拍攝市井小民的喜怒哀樂，市井小民的人生百態。
取而代之是一個宏大的格局，一個高高在上的視角。
在《美人魚》，周星星開始脫離了底層群眾。
《美人魚》不僅沒有昔日的無厘頭風格，也沒有一貫的低視角。
《美人魚》是周氏喜劇風格的一個完結。
但反過來，也是周氏另一種喜劇風格的開始。
其主題的龐大，就可窺見周星馳的野心。
雖然周星星仍活躍在喜劇電影前線。
但當年的星星早已不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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