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研究]柬埔寨粵屬華僑華人社團的傳承與發展

［摘要］本文為對柬埔寨華人社會中的粵屬社團與鄉緣認同組織的開創性研究。本文以筆者2013—2017年間在柬埔寨華人社區民族史志田野訪談的資料為基礎，通過對整體柬埔寨華人社會族群結構與歷史發展的介紹與分析，闡述柬埔寨當代政經發展的歷史基礎和殖民遺緒。其后進一步探討當前柬埔寨粵屬社團現狀，特別是柬埔寨華人理事總會下屬的“兩館”以及柬埔寨中國商會下的“兩會”的成立、發展、營運與會籍制度，并深入剖析柬埔寨粵屬華僑華人社團的傳承與發展困境。最后進一步歸納柬埔寨粵屬華社分群及其次族群/地域認同形成的實證經驗與理論范式，以探討次族群認同或地域認同作為海外華僑華人社會研究基礎單位的可能性及其對于落實僑務政策的必要性。

　?。坳P鍵詞］柬埔寨； 華僑華人； 社團； 地域認同； 次族群； 華社； 廣東

　?。圩髡吆喗椋?/span>陳世倫，中山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東南亞研究中心暨華僑華人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本文刊載于《東南亞研究》2017年第5期。

　　隨著中國—柬埔寨全面戰略伙伴關系的建立，柬埔寨在中國的東南亞區域事務中所扮演的角色及重要性已經毋庸置疑。由于歷史與殖民經驗的影響，柬埔寨一直保持著和諧穩定的“柬族政治—華人經濟”二元結構，一般人相信，占總人口3.5%的柬埔寨華人穩定地控制、影響著柬埔寨80%的GDP。另有兩件事情可簡單說明柬埔寨華人社會對我國僑務政策的重要性。第一個是柬埔寨擁有全球最大的海外華文學校端華學校，同時亦擁有僅次于首爾孔子學院的全球第二所孔子學院；第二個是國務院僑辦2015年在金邊成立了“華助中心”，這是首批18個獲準成立的海外華人、公民急難救助中心之一，更是18個國家政府中最早與中國一起攜手完成設立的華助中心。由此可見柬埔寨華社一直以來在中國僑務政策中扮演的重要橋頭堡角色，一如習近平主席2016年對柬埔寨進行國事訪問前專文指出的，中柬是“情同手足、肝膽相照的好鄰居”[1]。而在柬埔寨華僑華人中，80%能講潮汕方言，再者為客家、廣肇、海南與福建裔人士。因此，本文擬針對柬埔寨華人社會中的粵屬社團做一深入研究與分析。對于潮汕、廣肇(府)裔占近八成的柬埔寨華人社會來說，惟有加強對粵屬社團發展的理解，才能深化對當前柬埔寨華社生態與文化的掌握，從而確保將來國家僑務政策對柬埔寨華社的效能與資源分配。

一　文獻綜述：地域認同與海外華人社會分群現象研究

　　就世界柬埔寨研究文獻而言，全球柬埔寨研究長期以來一直過度聚焦于紅色高棉歷史、國內政治研究與國際關系三個方面[2]。對于柬埔寨華社的研究和理解，目前大多數學者仍然以大衛·錢德勒(David Chandler)的柬埔寨歷史、潘妮·愛德華茲(Penny Edwards)的殖民史研究為基礎，以威廉·維爾莫特(William Willmott)教授于1967年和1970年出版的兩本專著為主要參考資料[3]。維爾莫特教授之后，由于柬埔寨長期內戰的混亂局勢和資料不足，50多年以來，當代國際海外華人社群研究中一直缺乏對柬埔寨華人社會深入且充分的學術研究與理解，對于當前柬埔寨境內的粵裔與粵屬社區的研究尚屬一片空白，不但相關的文獻數據資料缺乏，現有的了解也僅限于媒體的少數商情報道[4]。這樣的研究現狀反映出對海外華人多樣性缺乏足夠的關注。單就當前國內外學界對海外華人及其內部的社區分群、文化多樣性、次族群身份認同叢集（Identity Complex）的研究來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常識性分群概念一直是社會動力學與文化人類學對群體劃分、社區共同歸屬與群體意識的理論與實證基礎[5]。而隨著實體邊界的模糊化、網絡與溝通模式的虛擬化發展，巴斯(Barth)1969年提出的族群邊界理論、本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91年提出的“想象共同體”、斯圖亞特·霍爾(S. Hall)的“表征認同”，延續到后來阿密特(Amit)與拉波特(Rapport)就邊界理論與社群單位本位論的辯論[6]，這些類型的單變量理論框架與脈絡變遷代表的是不同時期群體認同理論及概念演化的不同進程。然而這樣的群體歸屬、他我群體的邊界劃分以及族群認同推論卻鮮在海外華人認同理論中獲得關注。相反地，當前海外華人族群認同研究多半以歷史及政經變遷為脈絡，在文獻、數據與政策史料中尋找共同性，或嘗試定義華人族群及其文化認同行為中的族群變量或標的，在概括性與解釋力的限制下，便忽略了群體或族群內部的多元差異。而建構論的單一認同體系即其邊界劃分，或本質論的標簽性身份歸納等兩種極端也忽略了族群認同包含的多層次、多結構性差異?？死锼孤?L.W. Crissman)、弗瑞德·布萊克(Fred Blake)、安東尼·科漢(Anthony Cohen)、菲尼與王（Phinney & Ong)、安德雅思·維默爾(Andreas Wimmer)等分別提出相似的族群分群結構（segmentary structure）的概念[7]，許多實證研究更在族群認同的概念內加入了性別、世代、方言、階級、教育與社會化歷程、社交與同儕壓力、政治與權力競爭、生活經驗、國籍身份轉變、歷史背景等多樣、多結構的參數。也就是說，當前海外華人族群認同的實證研究趨勢，已經從過去的表述性標簽與文化界限的定義轉移到內部差異化變異的辨識，而這也是本文關注一個“去空間化與去疆域化”分群結構的主要原因。因此就研究方法來說，對海外華人社會分群現象的研究必須基于海外民族志研究方法的實踐與觀察之上，才能建立海外華人社會內部多樣化研究的新個案，充分結合身份認同與社會分群理論，實現對民族志研究方法、族群認同理論與社會分群理論的全面結合與推進。

　　因此本文可視為“地域認同對海外華人社會分群影響”的開創性研究。本文以筆者于2013—2017年間12次共計17個月赴柬埔寨首都金邊的民族志調查成果、訪談與資料收集成果為基礎，首先以柬埔寨華人民族史志方法（Ethno-historical Ethnology）切入當代柬埔寨華人社會發展歷史縱深，說明柬埔寨的政經發展歷史基礎和殖民遺緒對華人社會的影響，接著以當前的柬埔寨華人社會分群現象為背景，聚焦于柬埔寨華社中的粵屬/粵裔社團，特別是柬埔寨華人理事總會下屬的“兩館”，以及柬埔寨中國商會下屬的“兩會”（即柬埔寨潮州會館、柬埔寨廣肇會館與柬埔寨中國廣東商會、柬埔寨中國潮汕商會），深究粵屬華僑華人社團的發展現狀、特點及其在社團組織、社區結構、會籍管理、人際社交網絡、認同教育與文化延續、方言與鄉緣地域認同互動等六個不同變項上的發展與演化，并進一步深入剖析當前柬埔寨粵屬華僑華人社團的傳承、發展及其困境。

二　柬埔寨華僑華人社團的歷史發展

　　在理解柬埔寨粵屬華僑華人社團的歷史與現狀前，本研究必須先對整體柬埔寨華人社會的族群結構(ethnic structure)做一介紹與分析。從歷史記錄來看，華文中可追溯最早的柬埔寨相關紀錄為1295年周達觀出使真臘后所撰寫的《真臘風土記》。周達觀的記錄顯示當時的真臘已經有特定的木造圍城“唐人”聚落，而根據當地流通的“唐貨”判斷，當時屯駐真臘的唐人多半來自今日江蘇儀征、浙江溫州、福建泉州與廣東番禺一帶，而所有占城、真臘一帶的商船航線亦多半開經今日的泉州、廣州、瓊州等閩、粵、瓊三省的港口，可見今日柬埔寨早于公元1295年便有閩、粵商賈旅居當地[8]。而根據西方文獻的記載，迄法國于1863年將柬埔寨王朝納為保護國，1887年再將其劃入“法屬印度支那聯邦”殖民地為止，華人已經在柬取得了絕對的經濟優勢。因此，法國殖民局基于殖民利益與統治效率，對柬埔寨實施間接殖民統治，導致在柬埔寨廣大的傳統家戶農民社會之上形成了所謂的“柬族政治—華人經濟”的二元精英傳統[9]。

　　單就柬埔寨華社的歷史來說，根據維爾莫特的研究，法國殖民前的華人社會已經有組織化的五大方言會館存在，記錄顯示柬埔寨最早的華社組織成立于1814年，由當時的扶南嘉隆王阮福映根據當時華人社會的方言族群，分別成立7個幫會(廣東、福建、潮州、客家、海南、福州和瓊州)。法國于1863年進入柬埔寨后，把原來的7個幫會整并為目前所知的五大方言會館，并選定5個族長為首，給予族長內部自治管轄的政治權力，分別領導5個幫會，并由5個幫長合議成立“五幫調解委員會”(后稱“五幫公所”)，調解仲裁華人社區內部糾紛，傳達法國殖民政府的行政命令。五幫公所后于1900年到1923年間升格成為“中華總會館”，總理柬埔寨華人社會的事務。及至1948年，有“國中國”(State of the State)之稱的五幫會館被迫解散，華人社會的自治權力整并入即將成立的王國政府，并于1952年另外成立一個聯誼性質的同鄉組織“中華理事會館”。到1958年柬埔寨王國政府取消其運作之后，另外由慈善、社會公益性質的“中華醫院醫療協助理事會”取代成為柬埔寨華社的領導組織。然而無論最高機構為何，百年來柬埔寨華人社會一直在五大會館的領導下穩定發展，后來隨著1970年內戰爆發，華社相關活動才被迫中止[10]。

　　當前的柬埔寨華僑華人社團延續法國殖民時期留下的“柬族政治—華人經濟”的二元社會結構，保留柬族皇室作為政治統治的象征，并根據傳統在華人社會內部設立一個最高領導機構，下轄5個方言會館、13個姓氏宗會、各地方柬華理事會與華校。這五大方言會館包含著華人的祖籍地概念，分別是潮州會館、廣肇會館、福建會館、客家會館與海南會館，其上面則設有柬埔寨華人理事總會統轄管理所有華人社區事務，并作為與政府、中國僑鄉溝通的最高窗口。然而，柬埔寨華人理事總會不像法國殖民早期的華社那樣擁有獨立的民族自治權(ethnic autonomy)，可以管理成員的入出境、戶籍、稅收、私法習俗、經濟秩序與武裝勢力。這樣的“國中國”勢力在柬埔寨民族運動興起后，逐漸遭到壓抑與拆解，加上1953年柬埔寨獨立后，柬族政治精英逐漸通過國籍歸化辦法的制定、教育的管理、中文學校人頭稅的抽取、限制職業與經濟活動等方式壓迫華人自主空間，因此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柬埔寨華人社會開始呈現負成長的態勢[11]。到1970年內戰開始，華人主要從事貿易，作為金邊中產階級主要構成的華人逐漸流出[12]。一直到1991年新柬埔寨王國政府在聯合國介入下，重新召開大選并成立君主立憲的民主內閣政府，擁有經商頭腦與經濟優勢的華商遂在人民黨的支持與鼓勵下重新組織華社，重開華校，逐漸恢復戰前的活絡與經濟優勢。然而，重新繁盛的華社不再肩負族群自治的權力，而是純粹作為華人之間聯誼、社交、延續華文教育與傳統文化的社會組織

　　從1991年柬埔寨華人理事總會成立至2016年，柬華理事總會一直在前會長楊啟秋勛爵的領導下穩健成長，繁榮發展。其組織與會務發展歷經幾次變革與調整，目前轄下共有5個會館、6個公校，還有13個宗親會及68個遍布于全國各地的地方柬埔寨華人理事會，另外在首都金邊周圍還有6座華人廟宇、獅隊以及相關聯誼會的周邊組織[13]。其中可以視為粵屬社團的主要有柬埔寨潮州會館與柬埔寨廣肇會館等兩大會館[14]。然而值得一提的是，柬埔寨華人80%為潮汕人士，潮州話一直是華人社會的主要方言，目前幾乎所有的柬華理事總會的理事干部都能講潮汕話，因此就主流方言、文化共同性來看，整個柬埔寨華人社會幾乎可視為廣義的粵屬華僑華人。不管是狹義的粵籍社團或是廣義的粵屬社團，柬埔寨華人社會長期以來與廣東省僑辦、僑聯、省內各地方僑辦以及暨南大學皆有深厚的友誼與頻繁的互動，許多重要的柬埔寨僑領、華商、巨賈或政府部門的重要華裔官員等，皆曾協同家人返鄉回廣東尋根祭祖。因此，柬埔寨華人社會長期以來一直與廣東僑鄉有著緊密的親緣樞紐，這也是廣東省可以重視、善用并發揮其影響與貢獻的重要海外華人社區。

　　單就柬埔寨華人社團的中流砥柱——柬埔寨潮州會館來說，文獻顯示最早于19世紀80年代，金邊就已有專門的潮州人社區聚落，貢布和磅湛也于1900年左右就開始有潮州人的同鄉社團存在，1941年到1945年泰國一度兼并馬德望時，更有數以千計的潮州鄉親從泰國移居過來，成為當地最大的華人方言族群[15]。柬埔寨最早的華校、磅湛的新民小學就是由當地的潮州同鄉會于1901年成立的，1907年由潮州會館于金邊成立的端華學校更逐步成為柬埔寨華文教育的中心。甫慶祝百年校慶的端華學校不但是柬埔寨第一個招收女學生的華校，吸引了最優秀的柬埔寨華人就讀，更成為目前世界最大的海外華校[16]。約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柬埔寨的潮州人便超越原本人數最多的廣肇人，成為柬埔寨華人中最大的一支方言族群。1960年的華人人口數量統計顯示，當時10個柬埔寨華人中就有7個是潮州人，在金邊之外的農村省份，10個華人中更有高達9個是潮州人。當時柬埔寨潮州人多數來自揭陽、潮陽和普寧三鄉，根據維爾莫特對當時潮州義地墓碑的統計，37%墳冢的祖籍地為揭陽，29%為潮陽，20%為普寧[17]。一份1963年的報道更顯示，當時柬埔寨最富有的9個人中，就有7個是潮州鄉親，另外2個則為海南人[18]。到內戰爆發前，一般認為潮州人主宰著柬埔寨的貿易和商業，在不同省份主營不同產業，譬如金邊的黃金與換匯交易、磅湛的煙草種植。由于長期的華文推廣、家庭教育的成功，加上潮人社區相互協助與支持的團結傳統，戰前所有想要在柬埔寨做生意的人都必須學說潮州話才能順利經營。由以上歷史紀錄來看，無論是從歷史、規模還是影響力來說，柬埔寨潮州會館從1814年首度成立以來便一直是柬埔寨華人社會最重要的一股穩定力量，一直到20世紀30年代一躍成為柬埔寨最大的同鄉會所和華人社團，其功能和角色雖然隨著不同時代的政治環境而轉變，但是通過商業優勢、族群方言與族群網絡的鞏固，柬埔寨華社中的潮汕文化認同一直強勢地延續著。

三　柬埔寨粵屬新移民社團

　　除了前述柬埔寨華人傳統社團，近年來柬埔寨華人社會最引人注目的即是大量移入的中國企業和創業者。而當大眾把焦點放在北美、歐洲、非洲的中國大型企業時，柬埔寨、老撾、緬甸等鄰近東南亞國家正悄悄崛起，成為中國年輕創業者、國企投資的重要據點。而柬埔寨的自由經濟體系、快速發展和華人經濟優勢也吸引了超過40萬來自中國大陸、港、臺、新馬的華人轉赴柬埔寨投資生活，尤其是2010以來，中國移民大量涌入柬埔寨。隨著中國企業“走出去”政策的推動，加上柬埔寨近乎完全開放的政治、經濟體系，還有華人的經濟優勢等天時地利人和的優渥條件，大量涌入柬埔寨經商生活的中國新移民逐漸獲得學界、商界與政界的注目。一般估計目前在柬埔寨境內有25萬中國公民，除了大量的國企干部、援建項目的從業人員，更有大量的個人夾帶著中國改革開放后雄厚的個人財經實力進入柬埔寨創業生活。這些赴柬埔寨開疆辟土的新移民，除了原本因為支教、援建以及私人企業雇用而到柬埔寨工作的單身青年專業人員之外，更多的是在同鄉、同學、朋友等“六同”關系介紹下赴柬冒險、淘金創業的中小企業代表。這些新移民多半不善英文、柬文等外文，卻可以憑借潮汕話等方言與本地華商建立深厚關系，進而合作經商，一起建構中柬兩國間的跨國商貿網絡。

　　在早期柬埔寨中國商人多為國企干部和援建專業人員的條件下，以公司企業會員為主體的中國總商會成為柬埔寨中國同胞最主要的聯誼場域，然而隨著大量新移民的涌入，以中國各地區域認同為主體的鄉緣組織與商會逐漸于2010年后成立。目前柬埔寨的中國商會組織與同鄉會組織正在方興未艾的組織成立過程中，因此許多非正式的聯誼社交圈尚未為外界所知。根據筆者在柬埔寨的長期田野調查，目前在柬埔寨的中國商會及其周邊所屬的鄉緣、業緣組織結構圖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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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柬埔寨華僑華人新移民社團組織結構列表

　　資料來源：部分資料轉引自Shihlun Allen Chen, “Socializing Chineseness: Cambodia’s Ethnic Chinese Communities as a Method”,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Doctoral Dissertation,2015, p.179.

　　由表1可見，所有的地方商會都接受中國駐柬埔寨大使館與柬埔寨中國商會的領導與管轄，經過商會與使館認證的地方商會會長也成為商會理事成員。在此之外，還有相關的半官方機構與自發的業緣組織。這些半官方機構包括漢辦直屬的柬埔寨孔子學院、柬埔寨中華文化發展基金會、柬埔寨華文教育基金會、柬埔寨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等。而自發性的業緣組織則包括中柬經貿發展聯合會、柬埔寨中國商會電力企業協會、柬埔寨中國商會紡織企業協會等。這些自發性的業緣組織不同于地方商會與前述半官方機構，其組成與運作并不完全受使館或中國地方外事單位所管轄，也不是必須完成柬埔寨官方的機構注冊。

　　作為旅柬廣東人的聯誼組織，廣東商會也于2013年12月13日正式成立，筆者的田野調查發現，目前廣東商會擁有超過200多名個人會員，多數會員來自珠江三角洲和潮汕地區。其中許多人原本在深圳、中山、東莞等地從事傳統的制造業或個體經營中小企業，隨著中國新勞動法的出臺，加上經濟全球化產生的雁行模式產業外移，便跟隨外移的制鞋、紡織廠遷徙至柬埔寨的新產業聚落。因此廣東商會會員的產業屬性同質性較其他商會高一些，相互往來與互動的程度亦較其他商會頻繁。另外，許多在柬新移民也是依循親屬鏈移民模式(Chain Migration)，亦即通過親朋好友的介紹而來到柬埔寨。同時，原本一直以傳統社團中的潮州會館為主要活動場域的旅柬新潮汕鄉親，也于2017年8月成立柬埔寨潮汕商會。其下屬的柬埔寨潮樂促進會也將成立，以推動在柬潮樂與潮劇的復興，目前已經購齊完整的潮汕音樂設備，并已開始進行必要的藝樂師招聘及與潮劇校的合作規劃。同時，對潮樂與潮劇的復興還將進一步延伸至潮汕的民俗儀式，以解決近十數年來柬埔寨潮汕義地祭祀、婚喪儀式都需要從越南千里迢迢延攬相關樂隊、道士來柬主持儀軌的不便。而不管是廣東商會抑或是潮汕商會，柬埔寨粵屬華人新移民幾乎都以中小企業業主、商人、買辦、駐柬干部為主，從事行業涵蓋的范圍也遠比其他地方商會更廣，加上方言、習俗與鄉緣的優勢，其成員在柬埔寨商業經濟活動中與當地潮汕華人聯系更加緊密，對人際網絡、市場發展與商情資訊的敏銳度及更新速度也更優于其他新移民群體。

四　柬埔寨華社的世代分層與社團區隔:粵屬認同的關鍵意義

　　綜合上述柬埔寨華人社會的歷史與現狀，我們可以根據社團會員組成將柬埔寨粵屬華人社團分為“舊社團”與“新社團”，亦即由兩個不同世代柬埔寨籍華人所組成的舊社團以及由三個不同群體所組成的新社團。其中根據筆者的前期研究成果顯示[19]，新社團包括前文所述中國總商會及柬埔寨臺灣商會、柬埔寨港澳商會以及其他半官方組織和自發性業緣組織；舊社團包含由戰前出生的老移民所組成的傳統社團和由1970年內戰開始后出生成長的新生代青年華人社團，傳統社團包含柬華理事總會及其下屬的5個會館、6個公校、13個宗親會和68個地方理事會，而新生代華人社團則是以柬埔寨華人商業總會為首的相關血緣與業緣組織。

　　粵屬華社新舊社團的會員資格和會籍認定有所不同，以柬埔寨潮州會館章程中的會員資格條款為例：

　　(四)會員資格: 凡居留柬埔寨王國中的中國廣東省潮州裔人士，年滿十八歲，贊成本會宗旨，品性端正者為自然會員，進行登記，繳納會費者為基本會員；本會立案人、固定財產注冊人及一次性繳納五年會費者為永遠會員[20]。

　　基于上述章程中的會員資格條款，其會員必須是“居留在柬埔寨王國中的中國廣東省潮州裔人士，年滿十八歲”，而根據潮州會館辦公室主任接受筆者訪問時的解釋，所謂的居留在柬埔寨王國的潮州裔人士的規定，一般都以擁有柬埔寨國籍的華人為主，只有部分顧問是戰時逃離戰禍、避居海外的柬埔寨華人，是非柬埔寨籍（法國、美國、香港、澳洲、泰國籍等）；目前第五屆所有理事成員都為柬埔寨籍的潮汕裔人士，除了少數幾位年輕（四五十歲）的理事之外，幾乎都能同時操持普通話、潮汕方言和柬語。

　　另一方面，由近年新移民至柬埔寨的擁有廣東省地域認同的中國公民所組成的柬埔寨廣東商會即為“新移民社團”，其會籍認定則相對簡單，只需繳交會費和報名表，分個人會員和企業會員兩種。目前廣東商會中有許多在廣東、香港經商、工作多年，再轉赴柬埔寨的會員是不會說廣東話或潮汕方言的，因此廣東商會在開會時仍以普通話為主，只有部分會員間的私人談話才以粵語溝通。

　　進一步對“兩館兩會”的會員、會務進行比較，我們可以初步發現三個特點：

　?。ㄒ唬┬屡f社團會員的年齡、家庭結構與心態存在差異

　　根據筆者的田野觀察與訪談，兩個粵屬會館的新一屆會員干部組成仍以年紀較長的耆老長輩為主。一如潮州會館的黃煥明副會長所言，近60歲的他在理事和會員間已經算是年輕的一位，目前會館的主要干部和領導多為六七十歲、戰前出生并接受舊式華文教育的老人，因而青黃不接的世代交替一直是社團面臨的主要問題。而廣肇會館的蔡迪華會長更明言，這樣的世代差異是傳統社團無法避免的結構問題，因為公益、慈善性質的傳統社團多以事業有成而想回饋社區的老一輩為主，年輕一輩目前都專注于事業發展和個人家庭生活，花時間、花錢而沒有錢賺的社團活動自然缺乏吸引力。反觀新移民的廣東商會，其會員以中壯年的新移民為主體，商會的活動自然是以事業發展、互助為主要動機。商會成員多半是遠離家鄉至柬埔寨奮斗、事業甫起步的中壯年企業家、自營商和外派干部，許多人是單身或夫妻來柬，即便有小孩一起來柬，小孩也多半還在就學年紀，因此多半成員經常往返柬粵兩地。加上詐騙、侵占、組織犯罪等負面新聞時有發生，因此對于許多老移民來說，與新移民相處更增添不安定感，不如老移民間相識數十年，彼此“知根知底”。而對于新移民來說，老移民擁有的信息不對稱性和地方人際網絡的優勢，是他們羨慕卻也害怕的“雙刃刀”。因此兩方在涉及金錢、生意往來的事宜上都更顯得謹慎、小心。這樣的新舊移民身份差異，也反映在新舊社團的互動上，一方面雙方擁有不同的生產要素和優勢，因此互相需要也互動頻仍，但另一方面，雙方對于彼此的背景、財務、家庭、事業、誠信、地域認同程度的差異都有強烈的敏感度，從而顯著地限制了新舊移民跨界往來的可能性。

　?。ǘ┬屡f社團的會員互動頻繁但界線清楚

　　根據筆者田野調查收集的干部名單顯示，舊社團和新社團的主要成員間完全沒有重疊。兩個粵屬會館同樣歸屬于柬埔寨華人理事總會，兩館間成員反倒略有重疊與流動，但是舊社團與新社團間上沒有如施堅雅 (William Skinner)所述的交錯網絡(inter-locking)的現象[21]。許多新舊粵屬移民間因為生意、私交、公益、文教等事務來往頻繁，一如廣肇會館蔡迪華會長所言，“畢竟金邊不是很大”，大家都熱心為（柬華）社區、國家（柬埔寨）、祖國（中國）做事，有很多機會互動見面，但是即便如此，因為國籍、語言、年齡、社交圈的差異，目前金邊粵屬社團內新舊移民的組織界線、活動范圍仍然是壁壘分明的。這樣的組織結構分流并不等同于社交分流，傳統華社的“五緣”人際交往方式仍是當前柬埔寨華人社會的重要基礎，特別是在長期內戰后傳統的社會關系與世代關系薄弱的情況下。

　?。ㄈ┬屡f社團的會務重心和屬性不同

　　隨著歷史和社區的發展，舊社團的會務范圍主要在于“華文教育”、“會館、廟堂、義地管理經營”、“組織間互訪、公關往來”、“固定年度祭祀、周年活動”等四大類。根據潮州會館副會長黃煥明表示，文教事務幾乎占會務工作量超過一半以上；廣肇會館會長蔡迪華更表示，廣肇學校的工作是會館最主要，也最重要的一項工作。而隸屬于中國總商會的廣東商會，作為甫成立的新移民社團以及地方商會之一，其最主要的任務則是對口接待、急難救助、會員聯誼、招商引資、商情交換、慈善捐助等。由此可見新舊社團的會務重心有所差別。舊社團在以華文教育和傳統維持為主軸的前提下，主要功能在于動員、聯系與華校經營等鄉緣公眾利益事業，通過社團的運作維持華人文化、祖籍地認同與傳統的延續；而新社團則以互助、互利、合作的業緣社交為主軸，重視商業發展、跨國網絡和共同繁榮的經營合作功能。新舊社團會務重心和屬性的差異，加上前述成員組成的差異，使兩者間目前尚難形成一個共同的認同感(belongingness)，以致缺乏廣泛的合作與整合。雖然兩者的鄉緣、方言基礎其實具有高度兼容的可能性，但是目前兩者間的整合與趨同發展還處于探索和萌芽階段。

　　簡而言之，目前柬埔寨老移民間的粵屬社團和粵屬認同多以柬埔寨國家認同為前提，以潮汕、廣肇地區的生活飲食文化、方言、祖籍地認同等地緣認同為輔，并以傳統的華文教育、祭祖掃墓、宮廟祭祀和社交網絡等方式來延續身份認同和文化價值觀。特別是在國家認同明確的情況下，對自身文化與族群身份的認同實際上是以群體的日常生活方式為集體認同的核心，而這種以日常實踐為核心的集體認同感（collective selfness of daily practice）在柬埔寨這樣歷經長期內戰的后沖突社會更顯得重要。因為長期內戰導致的社會解組、教育斷層、家戶社會化功能不足使得家族、群體與社區文化取得（acquisition）中斷或不連續，因此潮汕/廣肇方言、飲食習慣、祭祖掃墓、婚喪喜慶習俗的實踐選擇與細微差異就成為他我（self-other）劃分的實際界線。而這樣的他我區分通常在一開始見面的語言選擇與自我介紹的資訊交換時就產生了實質的親疏差異，因此共同的潮汕/廣肇方言能力、社交圈群體的重疊性、祖籍地與家庭背景的共同性、社群組織活動的交疊與儀式性的社交方式選擇便從根本上影響了后來相互往來的信任感與安全感，這也是為什么以同鄉/鄉緣/祖籍地為表現方式的地域認同的人際連結強度僅次于血緣，卻仍遠高于關注共同利益的業緣，也勝于共享有限生活經驗的物緣、學緣和神緣認同。這在日常的人際往來中即如潮汕知名俗諺“嚨家己郎”(都是自己人)、廣府話“同聲同氣”一樣的人際連結。特別是隨著中國經濟崛起與“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動，大量中國企業在柬埔寨投資產生就業與經濟效應，加上華文教育成為了柬埔寨教育發展重要的一環，來自中國各地的中國公民、海外華人在中柬二元分化的國家認同層面上差異空泛，同時普通話與英文的普及也使在柬華人間的人際來往更關注細微的認同通同與差異(sameness and difference)。而這樣的通同性的尋求(grouping of sameness)也正是上述粵屬社團身份認定的根本動因，也是多樣的地域身份認同感比廣泛的文化認同感更能在日常社交實踐中發揮關鍵作用的根本原因。

五　粵屬華校與粵屬認同的式微

　　討論完族群認同與次族群差異的關鍵意義，接下來必須聚焦的一個問題則是粵屬社群內部的文化延續與社會化程序問題，尤其是粵屬社團的文化延續及其所屬學校的經營與培育方針(cultivation objectives)對粵屬認同塑造與延續的影響。延續中國國家漢辦的全球漢語文化教育大戰略的視野，柬埔寨華人理事總會麾下的方言會館和地方柬華理事會皆有其附屬的華校，粵屬的兩大會館亦有端華學校和廣肇學校。柬埔寨華校為社團所屬的公辦私有學校[22]，都是接受柬埔寨王國教育部管理、以漢語教學的基礎教育機構，因此它們面對的不只是語言學校間的競爭。從內戰結束迄今，在公辦義務教育缺乏質與量的條件下，柬埔寨教育部門幾乎由私人教育機構取代，尤其是在四大都會區（金邊、暹粒、馬德望與西哈努港），以英文、柬文為主的私人教育部門幾乎取代了國家的義務教育系統[23]。因此華校的經營更多面對的是多語課綱、師資素質、資本規模、就業競爭力以及升學銜接等多方面的復雜競爭，傳統華社組織所經營華校幾乎都面臨轉型升級、師資、硬設備等多方面的問題。對于傳統華校來說，經營中“市場競爭力和招生問題”遠比“身份與文化認同的傳承培養”更需要獲得關注，而這兩者間的平衡與沖突，也一直是柬埔寨華社和華校經營的關鍵。

　　金邊廣肇學校作為當前柬埔寨粵屬社團的兩個直屬教育機構之一，身處競爭激烈的華文教育市場。廣肇學校除了與會館的下屬關系與財務關系，主要以私立教育機構的方式運作，生源招募、財務盈虧與師資教材成為衡量經營狀況的主要標準，而對粵屬身份的延續與建構則缺乏條件。

　　蔡迪華會長在訪談中就廣肇學校的經營問題與筆者進行了近兩個小時的深入討論，認為華校必須在軟硬件的質量與課綱設計上加強市場競爭力。蔡會長以近三年廣肇學校的變革與發展為例，明確地說明惟有提高華校在軟硬件和教學上的質量，即通過中、英、柬文三種不同班別的變革，同時提高教師質量，提高學校畢業生在就業市場的競爭力，這樣家長才愿意付出更高的學費。唯有強化華校市場競爭力、增加生源與收入，會館才能有充分資源支持自主性的課綱與題材選用，通過地方文化教材的編定選用與師資的任用，形塑新一代柬埔寨華人對傳統中華文化的理解，并延續、提高柬埔寨華人對自身文化與族群身份的認同?；谶@樣的華社持續發展的信念，蔡會長在訪談中提出了兩個關于華校發展的重要問題：一是教材，二是師資培訓。在教材方面，蔡迪華會長指出，柬埔寨擁有超過40萬華人，光金邊就有25萬左右的華人。華校最欠缺的是適應柬埔寨本土的教材，目前現有的三四種教材版本已經使用多年，在質量上已經沒有辦法滿足當前學校教育的需要。譬如，暨南大學的教材版本編寫對象以歐美的漢語學校為主，而柬華理事總會的版本也是十幾年前以馬來西亞華總版本為基礎編寫的，不管在內容還是印刷質量上都需要重新編撰與設計。而在舊版本不堪使用的情形下，必須同時兼顧學校和學生的使用成本情況開展編寫，因而在中國經濟崛起，外事機構資源大量挹注的當前，也許正是華校在課綱設計與教材編選中加入更多柬埔寨本土文化與華南地域文化認同的時候。因此，國家漢辦與僑辦的支持在海外華文教育中就扮演著格外重要且關鍵的角色。蔡會長嚴正地建議，僑辦與漢辦應該延請國內專家學者，與柬埔寨本地的前線教育工作者一起合作，編寫一套適合柬埔寨超過90所華校及過百所開設中文課程的學校使用的教材，而非全球一致使用現有兩個教材版本。

　　另一方面，蔡迪華會長亦表達了漢辦與僑辦的師資支持與志愿者老師對柬埔寨華校的重要貢獻。目前這些來自祖國的師資在柬埔寨華校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不管是在教學方法還是教材資料上都大大提升了華校的教學質量和文化氛圍。但是目前年輕的志愿者老師和援教的老師存在任期有限、流動性高、課程與教學缺乏延續性等問題，這對華校的經營亦有影響。而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本之道，蔡會長認為還是在于本地師資的培養、進步與升級。但是，要培養本地師資，不管是公費留學還是短期赴中國受訓都不切實際。因此蔡會長認為，惟有一個常設的“柬埔寨漢語師資培訓中心”，加上一個系統化的教材、試卷、圖儀數據庫，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而這樣的機構的設置與成立，不管在軟硬件上都需要國家僑辦與漢辦的領導與支持。只要僑辦與漢辦能支持，一如孔子學院的成立，柬華理事總會內部就能進行相關推動，廣肇會館也能在選址與人事上傾全力支持與配合。

　　從上述廣肇學校的發展現狀來看，由于當前的市場化競爭與營運困難，廣肇會館下屬學校首要的任務在于營運的延續與教學品質的鞏固，而無法繼續肩負延續與傳遞粵屬認同的功能。一者其課綱設計必須同時迎合市場需求與華社華文教育的調控，對英文與柬文兩種語言的市場需求的考慮更重要于粵屬認同的延續與塑造；二者會館對于所屬學校的經營主旨也不受地域認同、方言使用等差異的影響，過度強調廣肇與粵屬身份的文化延續更限制了招生的來源與畢業生的發展競爭力。這種狀況不同于1960年以前的法屬殖民傳統，當時5個華人幫群的方言差異與族群關系緊密連結強化了地域認同的分群現象，而使得當時會館與其所屬學校肩負更多延續祖籍國與地域認同的功能。然而長期的內戰與族群融合使得次族群間的差異與分群顯得模糊而浮動，在會館耆老與管理者的認知里，如上述的館屬學校的營運風險與危機才是主要的經營考慮，而非通過學校課綱設計與活動規劃延續和塑造粵屬地域認同。這樣的市場考慮顯然有其必要性，也是會館公辦私有學校在營運經費和市場競爭條件下的必然考慮，但是對于廣肇學校上屬的廣肇會館而言，卻意味著會館與所屬學校已經不具備如戰前舊時的強大鄉緣認同塑造功能。

　　另一方面，就柬埔寨華社中規模最大、最重要的潮州會館的發展來看，也面臨兩個主要的問題。

　　第一個是成員老化與世代傳承的問題。年輕一輩的潮州青年對自身潮州裔身份的認同不足，對于個人傳統的祖籍背景、文化根源、地緣社交等認同不足，因此直接導致的結果就是對于以此為背景的傳統族群社團缺乏連結與認同，加上傳統社團強調倫理、輩份、階級、儀式、身份、宗教信仰與財富實力的特性，年輕人對傳統社團所辦的傳統節慶、文化、祭祀活動參與度不足。其更深層原因主要在于，長期內戰與顛沛流離不但使得柬埔寨華人個人家庭歷史、文化傳統與生活背景失去世代間的家戶教育與傳承，更阻斷了三個不同世代的族群認同，使其對自身成長的中華文化缺乏體會與連結。而新柬埔寨王國政府1993年成立以來，快速的重建過程與經濟發展也使得所有的青壯年都專注于事業與經濟活動。因此，柬埔寨華社在戰后的復興也僅引起在戰前出生并接受舊式華文教育的老一代華人的重視與興趣，而對于戰時和戰后出生的兩個世代來說，不管是華人身份還是粵屬認同都只是遙遠而缺乏實際生活體驗的家族故事，他們即便能操持潮汕方言，對于傳統潮州人獨有的傳統文化習俗也缺乏深入的認識和認同。

　　柬埔寨潮汕裔人士所面臨的第二個問題是方言與祖籍認同的式微。隨著經濟的發展與柬埔寨的國際化，新一代的潮州裔年輕人甚至都是可以講得一口流利的中、英、柬文的“三語通”，然而對于自己家族世代傳承的潮汕話卻一知半解。對于許多年輕一輩的柬埔寨華人而言，潮汕話和其他方言是家里祖父輩講的土話，難登大雅之堂。許多受訪的年輕一代與青年學生都寧可與筆者用英語、普通話或柬語交談，而羞于用潮州話或廣東話。一位受訪者更明確表示，他與最好的華人朋友同學之間都是用柬語交流，在學校和有其他人在場時才用英文或普通話。也就是說，方言對許多年輕一輩的柬埔寨華人來說，只是純粹用來與老一輩家人溝通的母語。在柬埔寨華人年輕一輩幾乎完全以柬語和英語為主的情況下，父母親通常只能要求他們同時精進普通話而非潮汕或廣肇方言。因此，即便主流的柬埔寨華人商務圈目前仍以潮州話和柬語為主，年輕一輩的企業家和專業人士卻逐漸以英語和柬語為主?！　?/p>

　　語言上的落差也使得柬埔寨的商業經濟圈形成了極大的世代鴻溝，老一輩的商業模式、經營風格、交易方法一如傳統社會一般，維持高度傳統的華人社會習俗、人際社交模式、方言習慣和華社使命感。相反地，青壯年一輩則以柬埔寨首富陳豐明(Kith Meng)等年輕企業家和富豪所主導的柬埔寨總商會 (Cambodia’s Chamber of Commerce)等業緣組織為主要場域，以英語、柬語為主，法語、普通話為輔，從事國際經貿和跨國商務活動。兩個世代間顯得格格不入，且多半缺乏往來互動。雖然許多老僑領的子女后代也積極參與年輕一輩的商會組織，但是在經濟實力、社交方式和國際視野等差異下，兩邊的關系疏遠且缺乏互動。以柬華理事總會為首的傳統社團和柬埔寨華商總會都創立于20世紀90年代，20年來彼此間的互動卻僅停留在個人與社交應酬場合的層次，這樣的世代疏離感和兩極化的社會分層更說明了柬埔寨華人身份認同，尤其是粵屬潮汕、廣肇認同的式微。

六　地域認同對于落實僑務政策的必要性

　　由前文對當前柬埔寨粵屬社團發展現狀及其地域認同塑造的分析討論，可見當前柬埔寨華人社群中以潮汕與廣肇為實際粵屬次族群身份劃分(sub-ethnicclassification)的實證存在(empirical existence)，這樣的次族群身份具體表現在社交組織的分流與會籍身份的運作上。這樣的運作不單是從法國殖民時期五館分治與會群自治延續下來的殖民遺緒，更是新柬埔寨王國政府成立以來，柬埔寨華人與在柬中國新移民尋求社群交集(social engagement)、身份連結、人際網絡的重要認同工具。然而這樣日常中被實際廣泛運用的地域認同、文化通同等社會資本條件，卻和方言一樣因為世代交替與市場競爭而面臨逐漸弱化的局面。換句話說，粵屬地域認同對于以粵籍與粵屬移民為主體的柬埔寨華人社會而言，雖然是核心的、最重要的社會資本條件，但是卻隨著柬埔寨社會的國際化、柬埔寨華社的多樣化發展而逐漸淡化、稀釋。然而，鄉土與族群的個人認同感卻是一個更大范圍的民族、文化認同感的基石，如果對貼近自身經驗、家庭背景的祖籍地、粵屬族群文化和生活方式缺乏認同，更不用去談論對華人身份與中華民族文化的理解與認同。

　　一如王賡武、本尼迪克·安德森、安東尼·瑞德（Anthony Reid）與白蓮娜(Elena Barabantseva)對東南亞華人族群身份與東南亞國族主義發展間的國家認同與忠誠矛盾(national identities and loyalty contradiction)的論述一樣[24]，當柬埔寨華人的階層身份、大中華民族或華族認同本身與柬埔寨國別認同兩者間具有矛盾與政治敏感的可能時，也許以文化為核心、以鄉緣為依托的次族群認同(sub-ethnic identity)會是更好的身份認同調合范式(identity conciliation paradigm)。這種以區域文化與方言為群體共性的地方認同也呼應了施堅雅對泰籍華人混同適應(creolization)及奧克斯(Tim Oakes)對省籍區域認同的推論[25]。以柬埔寨粵屬社群為例，潮汕和廣肇方言為體的方言認同、對粵潮習俗及飲食的地域文化認同，加上通過前述會館、商會等族群組織的社交實踐(social engagement)產生的群我概念，由此構成的以廣東僑鄉的鄉緣認同為區域共通性的次族群認同顯然比二元分化的國別身份認同更能提供互補協同作用，而非陷入相斥的、非此即彼的民族認同困境(ethnic-identity dilemma)。換句話說，本研究中所主張的“粵屬身份認同”或許能提供一個階層化區隔的認同范式，來理解柬埔寨老移民對自身文化認同與大國崛起焦慮的調和過程，也可以解釋新移民一方面利用鄉緣認同尋求融入、適應，另一方面又通過優化其身份認同來鞏固自身的跨國連結優勢。因此，這樣的粵屬身份認同也可以用以理解不同柬埔寨華人社群對自身國籍政治認同與華人身份認同的最適組合(optimized complexity)，以及不同社群之間彼此有所區隔卻又相互融合的現狀。

　　根據本文前述的“新舊華人社團的組織結構不同”、“柬華社會世代分層差異”以及“粵屬鄉緣認同式微”等三個當前柬埔寨華人社會的特點，筆者將整個柬埔寨華社細分為三種不同的施政對象：“傳統社團僑領”、“柬華青年領袖”與“新移民”三類。其中“傳統社團僑領”亦即當前柬華社會中，在戰前出生、目前多為柬華理事總會、華校及其麾下相關組織負責人的老一輩僑領。這些社團耆老多半仍主要使用普通話和粵屬方言，高度認同其個人與家庭的華人背景身份，同時對中華文化與祖籍認同也有更強烈的民族情懷。其次，“柬華青年領袖”指擁有西方教育背景、語言能力、專業水平和文化思維，而以英語、柬語為主要語言的專業精英，他們深知自身的文化與族群背景，也視中國的經濟崛起與區域角色演變為個人發展生涯的重要機會。最后即是近年蓬勃崛起的“旅居柬埔寨的中國新移民”，他們多半是只能操持中文，但是甘冒旅外的艱辛與風險而響應“走出去”戰略的在柬中國公民。這些新移民成立了大量商會、同鄉組織、業緣團體與社交團體，在柬埔寨互相扶持，通過不同團體的關系與家鄉保持緊密的互動與聯系。但是，不同商會、同鄉會發展狀態不同，也缺乏規范和管理，對于急難救助、信息交換、司法援助與地方融入的需要遠高于前述兩者。惟有明確地理解當前柬埔寨華人社會內部的群體差異，才能確保我國僑務政策在柬埔寨華人社會的實施效率，適當滿足不同群體的需求差異，而不是一攬子將所有柬埔寨華人視為一個同質群體。本文所討論的“粵屬華人身份認同”也就在這樣的前提下，期望通過對柬埔寨華僑華人粵屬社團的深入研究和分析，理解以祖籍鄉緣、方言認同為核心的族群地域認同不但應該是建構一個共同的中華民族認同的重要基石，還可以是不同的僑務行政層級借以團結旅外僑胞的良好途徑。無論世代、年齡、專業與語言，一個共同的粵屬認同可以說是柬埔寨兩個粵屬會館與廣東、潮汕商會共同的社會資本。

　　綜合前面的柬華社團文獻史料與田野資料，加上前文對當前柬埔寨粵屬社團發展現狀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不管祖籍是潮汕地區還是廣肇地區，也不管是世代久居柬埔寨的老移民，抑或是剛剛移居柬埔寨的新移民，粵屬認同都是柬埔寨華人社會最主要也最重要的祖籍認同選擇。雖然潮汕和廣肇兩地使用不同的方言，習俗、飲食習慣也稍有不同，但都是廣東省境內的一部分。雖然行政區域是后置知識，與文化圈的界定并不一致，而且完整的嶺南文化應該包含客家文化等本文尚未論及的部分，但是對于亟待行政資源與政策支持的海外華社來說，一個共同的認同感與明確單一的行政對話窗口是最直接且最有效率的途徑。因此，與其空泛地討論文化圈的范圍，不如延續現有行政結構與制度，明確地將次族群文化與祖籍地認同叢集成一個共通的認同單位。較長時間以來，中國地方僑辦負責與會館、商會聯系，國僑辦則肩負著整個華社的聯系，這樣的行政劃分與柬埔寨會館、商會的歷史演變有所不同。另外，現有僑務、漢辦、外事、經貿、招商、文教以及不同行政層級的多渠道、多級別的多線聯系與互動也造成“疊床架屋”的多頭馬車。華社領袖也表達了迎來送往、應接不暇的困擾，即便柬華理事總會已經將柬埔寨華人內部社區結構的溝通與任務統一分配、管理與調控，但是這也同時降低了身份認同多樣化和“不同對象，不同處理”的可能性。在兩邊結構都無法改變的情況下，一個共同的粵屬認同既可以調和兩邊的結構差異，又不影響當前三級僑辦的職能劃分與行政資源調配。

　　相對來說，當前中國僑務系統仍是一個“自上而下”（Bottom-down）的傳統行政結構，這樣的結構優勢在于資源調配不重復、行政效率相對較高和層級施政同步，然而相對地也忽略了地方的差異和政策實踐困難度的不同，更忽略了可以由下向上反饋、集中的信息優勢和最利于“撫遠”的傳統“五緣”連結優勢。就廣東省海外華僑華人來說，最強有力的鄉緣、文化根源即是華僑華人日常體驗最深刻、最親切的潮汕或廣府文化，地方方言、飲食等生活文化連結才是團結、融合廣大海外粵屬鄉親的最重要紐帶。然而除了省僑辦與地方僑辦的對外聯系與活動之外，如何通過強化鄉緣連結、故鄉認同、地域身份認同來團結同質性較高的海外華社（如以潮汕人為主的柬埔寨），才是提高、深化僑務政策實施效率與有效性的根本命題。而這樣的命題也許可以通過海外華文教材的重新編撰與課綱設計，海外華僑華人間的方言世代延續、傳承和推廣，或鄉緣社團的組織與活動來落實。唯有通過保存與個人日常生活更有共鳴感的地域文化認同，才能更明確并且強化海外華僑華人對“家鄉”的認同與連結。

結語

　　總而言之，不管是潮州會館、廣肇會館還是廣東商會、潮汕商會都是來自廣東地區甚或嶺南地區的不同族群組織，卻一同在柬埔寨為居住國及祖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發展作出卓越的貢獻，因此一個共同的粵屬認同，可以用來團結因為方言、次文化圈而有所隔閡的華社。更重要的是，一個共同的粵屬認同感可以提高僑務政策的資源分配效率，更可以鞏固和強化因為不同世代與移民先后而各自為營的社交群體，提高柬埔寨華僑華人對自身歷史、文化的保存和認識，進一步延續海外華僑華人特有的文化、價值觀認同及其與祖籍國中國的臍帶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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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習近平：《做肝膽相照的好鄰居、真朋友》，《人民日報》海外版，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6-10/13/content_1718284.htm

[2]陳世倫：《柬埔寨華人社群研究的文獻回顧與現狀》，《華僑華人文獻學刊》2016年第3期。

[3] David P. Chandler, A History of Cambodia,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2000；Penny Edwards,Cambodge: The Cultivation of a Nation, 1860-1945,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Press, 2007；W. E. Willmott, The Chinese in Cambodia, Vancouver, Canada: Publications Centr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1967; W. E. Willmott,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Cambodia, London; New York:University of London, Athlone Press; Humanities Press,1970.

[4]當前國內針對柬埔寨華人社會的研究成果有邢和平、王士祿、周中堅、高斌、溫北炎、廖小健、莊國土、許梅、畢世鴻、羅楊等學者發表、編著的文獻成果，及其他七本碩博論文；而西方研究成果方面，在維爾莫特教授的兩本專著后，只有潘妮·愛德華茲1997年完成的調查手稿、鮑伲瑞(Pál Nyíri)的柬埔寨華人資本研究、野澤知弘的華社調查以及安卓·馬塔(Andre Martha)的中柬關系史研究，其后則只有筆者本人于2015年完成的夏威夷大學博士論文。該論文根據2013—2014年間的民族志田野調查成果，通過對當前柬埔寨華人社會的民族史志、社區結構、組織運作、會員會籍制度與認同習得的研究分析，完整地重建了當前柬埔寨華人社會的現狀與發展，也填補了維爾莫特專著出版后近60年的柬華民族志調查成果的空白。惟該成果對于柬埔寨華社的地籍分群的論述有限，因此本文可以視為該論文與筆者民族志調查的深化，也是對柬埔寨華社分群研究的初步成果。具體的研究成果與文獻回顧參見陳世倫《柬埔寨華人社群研究的文獻回顧與現狀》，《華僑華人文獻學刊》2016年第3期。

[5] Fredrik Barth,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 Waveland Press, 1998; Jean S. Phinney, and Anthony D. Ong,“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Ethnic Identity: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Directions”,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Vol.54, No.3, 2007.

[6] Fredrik Barth ed.，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Universitetsforlaget, 1969； 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London: Verso, 2004；Stuart Hall，“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Jonathan Rutherford ed.,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awrence & Wishart, 1990; Stuart Hall ed.，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Sage Publisher, 1997；Vered Amit, and Nigel Rapport, The Trouble with Community:Anthropological Reflections on Movement, Identity and Collectivity，Pluto Press,2002; Vered Amit ed.，Realizing Community: Concepts,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Sentiments，Psychology Press, 2002.

[7] C.Fred Blake, Ethnic Groups and Social Change in a Chinese Market Town,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1; A. Cohen, Signifying Identities: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Boundaries and Contested Values, Routledge,1999; L.W. Crissman,“The Segmentary Structure of Urban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Man,Vol.2, No.2, 1967; Jean S. Phinney and Anthony D. Ong,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Ethnic Identity: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Directions”,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Vol.54, No.3, 2007; Andreas Wimmer, “Elementary Strategies of Ethnic Boundary Making”,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31, No.6, 2008.

[8]（元）周達觀著，夏鼐校注《真臘風土記校注》，中華書局，1981年。

[9] Shihlun Allen Chen, “Socializing Chineseness: Cambodia’s Ethnic Chinese Communities as a Method”, University of Hawaii atManoa: Doctoral Dissertation,2015, p.229.

[10]W.E. Willmott,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Cambodia,pp.7-22.

[11]參見周中堅：《柬埔寨華僑華人史主要事件述略》，《東南亞》2003年第4期。

[12]齊堅：《紅色高棉時期柬埔寨華人的遭遇》，《炎黃春秋》1999年第9期。

[13] Shihlun Allen Chen, “Socializing Chineseness: Cambodia’s Ethnic Chinese Communities as a Method”, pp.24-26.

[14]另外三個會館分別是海南會館、客家會館與福建會館。其中客家會館是以客家方言為核心的分群組織，其成員的祖籍地遍布今日廣東、福建的惠州、梅縣、清遠、汕尾、韶關、新豐、汀州等地，亦可歸為粵屬社團，惟當前柬埔寨客家會館人數銳減，方言式微，與海南會館一樣面臨弱化的世代危機。不過，海南會館仍獲得許多瓊裔柬華名流巨富及少數耆老的支持，尚能維持會務與廟寺的日常運作，而客家會館則只能以其客屬崇正學校為核心運作，會館的日常運作面臨財務困境與會員凋零的較大危機。目前老移民、新移民多半以潮州、廣肇會館及廣東商會為主要活動場域，加上篇幅與訪談資料限制，因此客家會館與瓊雷地區華社組織容日后另文討論。

[15] Shihlun Allen Chen, “Socializing Chineseness: Cambodia’s Ethnic Chinese Communities as a Method”, pp.70-72.

[16]柬埔寨潮州會館：《柬埔寨潮州會館成立20周年紀念特刊 (1994—2014)》，2014年，第215頁。

[17] William E. Willmott, The Chinese in Cambodia，pp.14-15.

[18] 柬埔寨潮州會館：《柬埔寨潮州會館成立20周年紀念特刊 (1994—2014)》，2014年，第217頁。

[19]詳細的柬埔寨華人社會世代分群及其社團組織的歸類與差異論述參見Shihlun Allen Chen, Chapter 3 Living through the Killing Fields: The Ethno-history of Chinese in Cambodia, in “Socializing Chineseness: Cambodia’s Ethnic Chinese Communities as a Method”, pp.58-90.

[20]柬埔寨潮州會館：《柬埔寨潮州會館重建委員會暨首屆理事會特刊》，1994年，第51頁。

[21] G.William Skinner, Leadership and Power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Thailand,Ithaca, N.Y.: Published for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b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8.

[22]延續內戰前五大會館通稱為公司或公會的社區公產概念，當前柬埔寨華人社會一般將會館所屬學校定義為會館公辦學校，但其在柬埔寨官方仍登記為私立教育機構。因此，本文將其簡稱為“公辦私有學?！?，以與柬埔寨國內其他私立華文學?；蛑髁鞯乃搅⒂⒄Z教育系統有所區別。

[23] William C. Brehm, Iveta Silova and M. Tuot, “Hidden Privatization of Public Educationin Cambodia: The Impact and Implication of Private Tutoring”，Education Support Programme Working Paper Series 29, 2012.

[24] Gungwu Wang, The Chinese Overseas: From Earthbound China to the Quest for Autonomy,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Anthony Reid, and Kristine Alilunas-Rodgers,Sojourners and Settlers: Histories of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Elena Barabantseva, Overseas Chinese, Ethnic Minorities and Nationalism: De-centering China, Routledge, 2010.

[25] G.William Skinner,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An Analytical Histor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7；Tim Oakes, and Louisa Schein, eds., Translocal China: Linkages,Identities and the Reimagining of Space, Routle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責任編輯：吳宏娟】

本文刊載于《東南亞研究》2017年第5期。

圖文來自東南亞研究